答案:“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整个玄学的社会政治主题。“名教”即儒家以确定等级名分为核心的礼义教化,也就是三纲五常;“自然”则指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道家的自然无为本来并不利于巩固统治者的权势,需要利用它是因为名教在当时实际上已沦落为沽名钓誉、剪除异己的工具。(1)“名教出于自然”王弼不满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力图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加以调整。他以自然(无)为本而名教(有)为末,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作为大道离散的结果,其出现虽是必然的但却不是理想的,所以他希望通过以本统末的办法来维护名教的统治和补正名教的不足。(2)“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比王弼进了一步,他激烈反对司马氏集团装腔作势的伪善行径,“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名教应当被超越,是因为不论就来源还是现实看,在嵇康眼中它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他要求顺从自然,反对人为,大倡“旷达”之风,企求一种“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的自然境界。(3)反对“贵无”主张“崇有”裴頠基于儒家名教要求,反对“贵无”而主张“崇有”。因为尊崇“无”便会不尊礼法,从根本上抛弃了社会国家的制度规范。故与在哲学上主张有之“自生”和否定以无为本相联系,裴頠在社会政治层面大声疾呼“崇”纲常名教之“有”,论证名教比自然更重要,借以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4)“名教自然相冥”郭象由于已站在以司马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一边,故不承认名教和自然存在着矛盾。他将“自生”论贯彻到底而主张“独化”,认为等级名分本身就是自然的原则,你不能也没有理由变更你“自生”的社会地位和符合你本性的或贫或富、或苦或乐的现实生活。而对统治者来说,“夫圣人虽在庙堂(朝廷)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政治强权和精神清高是天然合一的,他们是“无心”去顺“有”,“名教自然相冥”的社会政治结论也就由此而生。这是从王弼、裴頠以来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发展趋势的结果。郭象的理论是对玄学的总结,因为他实现了贵无和崇有的合一,自然与名教的合一。(5)玄学理论修补郭象以后,许多学者继续对玄学理论进行修补,但他们的工作或是立于佛学立场或是吸纳佛学的思想来进行的。例如张湛《列子注》折中修补贵无与崇有的关系,以“至虚”为中心讲主体无物我的心理感受,使无与有的客观事实向主观观念转换,便是利用佛教资源以更新玄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