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新闻自由作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是统治阶级的执政手段。列宁在俄国农奴制度下从事革命活动,遭受残酷的迫害先后流亡德国、瑞士和英国开展秘密工作。在他的论著中,对不同制度下报刊的境遇和记者的命运有详细的论述,提出三种新闻出版自由观,揭示了新闻自由的制度性、历史性和复杂性。
1、专制制度的“效忠自由”与反智主义。列宁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揭露,挖到专制制度的本质——野蛮的反智主义。这种“自由”在形式上允许创办报刊,但却剥夺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表达权,不允许发表政治性的反对意见。列宁为之奋斗的出版自由是思想不被扼杀的自由,人民发表言论无须官吏许可。他于1896年6、7月间在狱中写作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就将全体公民获得出版自由的权利列入党纲:“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
2、资本主义在“自由”中剥夺正义的自由。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识到物质基础对于新闻自由的实现,比政治和法律更重要,废除书报检查制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对纸张、印刷所的控制,全体公民享有出版自由只能是泡影。列宁强调,“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此时,列宁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新闻自由的虚伪性和阶级性,又深刻指出,同专制制度相比,它又有历史的进步性。
3、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平等与法治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对社会主义新闻自由问题提出一整套设想,奠定了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方针。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公民平等的基础上,必然是“全民共有”的权利,因而列宁把它定义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这种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受资本、警察和名位的左右,“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列宁不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享有办报自由,而是根据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新闻管理方针和公民拥有新闻自由的程度。